贞观之治是谁开创的（唐朝开启贞观之治的皇帝是谁）

这是唐代封建社会的顶峰。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开创的“贞观之治”在法律思想史和法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唐太宗奉行“法治天下”的理念，把“法”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因素。他律定制，依法行政，顽固执法，把封建法制的实施作为保证帝制顺利运行的重要手段。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李世民的法治思想。

唐朝的法治和今天的法治是不一样的。现代法治是以健全的法治制度为基础的政府管理制度和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而唐代法治是以明确的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古代，法治是相对于德治的制度，在现代中国，法治是相对于儒家的统治的制度。

唐太宗的法治思想是以“德”和“礼”为基础的，但他并不忽视法律的作用。而是将礼与法结合起来，依礼而罚，完全吸收、融合了儒家的经义，并赋予其以法的形式。即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用法律的力量来推动称呼的规范，用礼的精神来统治力量，从而加强法律的压制作用，把全社会成员都纳入两者的交织调整中，使规则达到最细致有效的程度，把阻力和阻力降到最低。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法律只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但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严重影响统治的稳定性。因此，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改革法制，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制约官员的权力，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贞观之治中尤为明显。

唐太宗即位后，为了实现文治，他让手下人讨论立法的基本原则以及治理国家与领导统治世界的关系。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王政应以仁为本”的思想，他“宽治天下，刑法更慎”。唐太宗“德治刑辅”思想把握了儒法合流的历史脉搏，将礼引入法，开创了中国封建法律史上的新局面，对后世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与礼是政教之本，刑是政教之用。”仁义为情，礼义为纪，修养为基，明刑为助。''。

唐太宗在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活动中，坚持以礼为纲，以礼为本，以刑为辅，以明刑为辅的指导思想。所谓礼法合一，就是以礼为基础，以礼为纲。李是唐律的理论基础。唐律中礼与法的统一是以立法的形式将礼的原则法律化，以服务于统治秩序的维护。所谓“禁止失礼，写在刑书上”，就是把礼法统一在一部封建法典里，成为唐律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由于汉武帝推崇儒家，引用儒家经典判其入狱，这在汉朝成为一种潮流。唐太宗鉴于引用儒家经典量刑不便于统一适用，将引用儒家经典量刑法典化，使之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从而在法律条文上实现了明静与良法并重，在法律条文上实现了礼法统一。

唐太宗在宽严相济、立法一体化的立法基本原则下，强调法条的统一，重视法令的相对稳定性，强调宽严相济地运用法律事务，并将其作为修改唐律的立法原则之一，从而使唐律的修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保证法律条文在量刑上的准确性，唐太宗在立法中强调法律条文的统一性，防止执法人员钻法律的空子行骗。

在法治原则下，法律相对稳定，普遍适用，人们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预期的法律评价，从而获得心理安全感。如果法外执法和自由裁量权滥用，不仅会导致枉法和漠视人命的盛行，还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法律援助犯罪蕴含着现代“罪刑法定”思想的进步因素，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提出了“宽严相济，依法办事”的主张。《唐律》修订之初，就对朝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律事务来原谅和简化。古人云:“葬棺，欲老矣。对人不是病，对卖棺材也有好处。“今天，当管理一个监狱时，法科必须寻求深度，如果它想成为它的考试课，就必须使它公平。”古人破狱，必报三槐九极官。今天，三公和九卿各司其职。从此以后，大君的一切罪行，都由中书、尚书九卿、门下四篇以上论述，使其免受冤屈。"

宽严相济与慎刑互为前提，宽严相济可以实现慎刑，因为宽严相济可以导致慎刑。如果片面强调严格，就容易误判、错判，量刑就很难慎重。此外，贞观时期对死刑的使用有一系列限制，目标是尽量减少死刑。

“佛法不是我一个人的规律，而是世界的规律。”唐太宗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是皇帝本人也不能随意干涉司法部门和法官依法办案，承认司法部门和法官依法办案的权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很像商鞅学派提出的“官不从君，民不从官”的“犯法”论。

法律与秩序冲突背后的本质是法律与皇权的对抗。法治和皇权是根本对立的:法治的信条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但是，皇权在我国封建社会是至高无上的，是排他的。面对皇权的挑战，唐太宗能够自觉接受法律对皇权的制约。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真的难能可贵。

唐太宗带头守法，遵守“一罪领一法”的原则，勇于纠正自己执法上的疏忽，承担罪责；他经常劝诫手下人遵纪守法，经常“遗世，刻为无职”，“奏纠权贵”，“惩亲”，严惩贪官，以致贞观年间，出现了王公大臣遵纪守法的风气，好官辈出。

为了遵纪守法，唐太宗多次告诫皇室。唐太宗在劝诫诸侯守法时明确表示:“君为天下而号令而行”，“嘱其不可犯法，否则“一一于法”。说明唐太宗维护法律的正义和尊严并不自私。司马光评价唐太宗的守法，说“唐太宗不爱惜与天下大器，但可以说是高瞻远瞩。“这个评价很公平。

唐太宗非常重视立法和审判的公正。司法公正是衡量法治体系是否健全的基础。判断贞观统治的状态，离不开司法公正的天平。因此，李世民严惩违法乱纪的统治阶级，不论大小。他认为:“所有的宽恕只针对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古语有云，‘小人得志，君子不幸’‘好人一岁哑巴’。”谁养杂草谁害庄稼，谁强奸别人谁偷好人。”并肯定了“绝不会给予宽恕”，因为宽恕犯人“会害怕愚人永远逍遥法外，只想犯法而不能亡羊补牢。“可见唐太宗注意到了过度宽恕对法律秩序的破坏。

初唐时期唐太宗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历史形势密不可分。隋末，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镇压，激起农民的反抗斗争，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唐初，封建统治者面临着经济萧条、人口锐减、民不聊生、国库空虚的艰难局面空。贞观初年，贫富极度不均，阶级矛盾激烈，社会秩序混乱，盗贼遍地。许多人建议加强国家机器，增加对城镇的压力，主张“强调法律禁止”。唐太宗总结和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以“为君者，必先救民”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全面贯彻“和平为民，和平为国”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