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毒俱全”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有人把“五毒”说成是“吃、喝、嫖、赌、抽”，有人把“五毒”说成是“坑、蒙、拐、骗、偷”，还有人把“五毒”说成是“蛇、蝎、蜈蚣、壁虎和蛤蟆”，其实，上面的说法都是不妥的，真正的“五毒”，是指五种治疗外伤的性猛中药，它们分别是“石胆、丹砂、雄黄、礜石和慈石”。
《周礼·天官》说：“凡疗伤，以五毒攻之。”这里的“五毒”，就是“石胆、丹砂、雄黄、礜石和慈石”。其中石胆主金创；丹砂主五脏百病；雄黄主鼠瘘；慈石主周痹风湿。但这并不是说这五味中药都是剧毒，只有把它们加工合成后，其药性才极其酷烈。这也就是中医上所说的“以毒攻毒”。具体做法就是把它们放在坩埚之中，连续加热三天三夜，所产生的粉末就是“五毒”之药了。将其涂抹患处，疗效非常显着。
《书经》上说：“药弗暝眩，厥疾弗瘳。”我们知道，有毒中药药性虽然峻猛，疗效虽然显着，但若使用不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毒副作用不说，严重的，还可能危及生命，所以怕担责任的医生，没有一定的把握，一般是不用这些中药的。但俗话说，有性子就有活，这些有毒中药，又绝对是那些平淡之药难以比拟的，如果用得合理，它们就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趋利避害，破解有毒中药之毒，是很多医学高手的绝招。
古人曰：“用药如用兵。”此话一点不假，用之得法，砒霜、水银可以救人性命；用得不好，螃蟹、山里红，照样可以导致疾病。就是同一种药物，用得好时它是“药”，用得不好时它就是“毒”。所以不论“将军”也好，“虎狼药”也罢，就是那些“烈马”，在古代那些名医手里，都玩得服服帖帖，得心应手，顺如绵羊。医圣张仲景善用附子、乌头、巴豆之峻，药王孙思邈巧使水蛭之猛，药物学家李时珍勇取曼陀罗之毒，都是因为他们是驾驭毒药的高手。无论是将有毒之药化为无毒，还是将无毒之药变成有毒，都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只要做到产地无误，采摘适时，炮制独到，配伍合理，方法得当，用量准确，它们都会为我所用，为我服务的。下面我就以中药的配伍和炮制，谈点自己的看法。
据宋·孔平仲《续世说》记载，南北朝时的医家姚僧垣用药精当，因病因人而异，颇有心得。梁武帝萧衍因发热欲服大黄，姚认为大黄乃快药，年高体弱者不宜服用。武帝不听劝告妄服而致病情危笃。后治梁元帝萧绎的心腹疾，诸医皆请用平药。姚僧垣诊脉洪大而实，力排众议用大黄泻下，一剂即愈病，这都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医林佳话。
还有《红楼梦》第83回贾琏对太医王济仁给黛玉诊过脉后开的处方中有柴胡一药提出了质疑，黛玉已经出现了“阴虚火旺”的证候，如若用柴胡之类的升举阳气之品，不是抱薪救火，以药助邪吗？王太医笑了笑说：“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衄所忌。岂知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以宣少阳肝胆之气。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阴火。所以《内经》说：‘通因通用，塞因塞用’”。王太医一番引经据典的中药配伍之语，说得贾琏连连点头称是。
下面我再以常用中药黄柏为例，说说中药因炮制不同药性就不同的道理。生黄柏泻火燥湿的作用较强，常用于足膝痿软无力的湿热下注症，代表方剂如元代医家朱丹溪的“二妙丸”；盐炙后的黄柏可降肾火、滋肾水，治疗骨蒸劳热、遗精盗汗的阴虚火旺症，着名的方剂如明代医家吴球的“河车大造丸”；炒炭后的黄柏偏于止血，用于肠风痔漏下血之症，常用的方剂是金时的医家李东垣的“芍药柏皮汤”。这样看过后，我们就不难理解曹雪芹笔下的医家，反其道而行之，所用鳖血柴胡之理了。
回头还以《红楼梦》里的柴胡为例，说说儒医张友士给秦可卿治“月经不调症”的医理。秦可卿系肝家气滞血亏导致肋下痛胀、月信过期，所以在给秦可卿开的“益气养容补脾和肝汤”中，张友士用了醋柴胡八分与其他药物配伍，来给秦可卿疏肝解郁、益气养血，非常正确。秦可卿的“月经不调症”与林黛玉“肺痨”引起的“气不流经，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是不同的，这里不用鳖血柴胡而用醋柴胡，对秦可卿因肝郁而致的肋下痛胀，是对症下药的。所以对很多中药，不能只看它一方面的药性，要注意它由于炮制方法的不同，或者与其他药物配伍后产生的新药性，来给患者对症下药，发挥其新疗效，让患者早日药到病除。
